记者：但是你和张教授的身份不一样，他仅仅是一个医生，而你一个有行政身份的人。你的身份会更为敏感，你为什么不等有明确的政策再来做。

　　周生建：因为艾滋病是急的一个事，不能等，再等的话，就没办法收拾的一个局面。

　　记者：主流人群可能会觉得这部分同性恋群体，他们的健康与否是他们自己的事，

　　周生建： 因为在中国是一个崇尚生育文化的一个民族，绝大多数同性恋已经结婚，或者是

　　准备结婚，或者是将来会结婚，结婚以后，并没有减少他们和同性间的性行为，包括一些异

　　性恋也有同性性行为，张北川教授做了一个调查，平均一个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和五个异性

　　恋的男性有性接触。

　　记者：这意味着什么呢？

　　周生建：这意味着同性恋他们的疾病，在他们当中蔓延的疾病也可以通过异性恋和他们的妻

　　子，向普通人群蔓延。

　　记者：你丈夫这些年在婚姻生活之外，他有过多少次跟男性之间的性接触，你清楚吗？

　　小雯：我可能不清楚。

　　记者：那么他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有没有防护，有没有安全措施，你清楚吗？

　　小雯：不清楚。

　　记者：你担心吗？

　　小雯：有好长一段时间也挺担心的，反正感觉这个情绪特别复杂。

　　记者：如果是没有干预呢？

　　周生建：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干预最后受益的是普通人群。

　　解说：2003年8月，在参加了张北川教授召开的一次南京同志防艾干预会议之后，周生建向重庆市计生委申报了一个对同性恋的高危人群艾滋干预项目的立项，并得到了重庆市计生委的支持。

　　记者：那个时候重庆两千多万人，茫茫人海，你知道这些男同性恋者他们在什么地方？

　　周生建：就是刚开始非常非常困难，孤家寡人一个，后来张老师说，给你在《朋友通信》上，刊登一个招募启事，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起草了一个启事。

　　记者：招募什么呢？

　　周生建：同性恋的志愿者。刊登以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吧，就来了两个人。

　　解说：这两个人是重庆彩虹工作组最初的班底，在他们的努力和重庆媒体的宣传下，志愿者越来越多，经过各方面的严格选拔，固定志愿者30多人。最初，他们开通了两部男女同志热线，由志愿者接听，一部防艾热线，由周生建亲自接听。

　　记者：你会随身携带这个电话吗？

　　周生建：随身携带。早上8点钟开机，晚上11点才关机。

　　记者：周六、周日呢？

　　周生建：全开，春节都开机的，都没关。

　　记者：可是这样的话，你每天得接多少个电话？

　　周生建5：一天可能接20多个吧，平均20多个。

　　解说：随后，工作组开展了“123工程”，即在一座酒吧，两座公厕，三座浴室，安置了安全套售货机。

　　记者：你们在公厕里也安置吗？

　　周生建：安置。

　　记者：但是你这样环卫部门会不会出来管？

　　周生建：对。我们当时说得也比较技巧，没说是针对这个人群，从避孕的角度来考虑。

　　记者：就是说你们在去跟其他的政府部门沟通的时候，都不能明确地说出你们的意图？

　　周生建：当时没有。当时如果把意图说得太明的话，可能就放不进去了。

　　解说：阿国，重庆一家同性恋浴室的老板，也就是在他的浴室里，率先安置了安全套售卖机。

　　记者：来浴室的都是同性恋者吗？

　　阿国：基本上全是。

　　记者：你怎么判断？

　　阿国：因为我那个浴池的招牌门口打的是洗脚的，但是如果他进来问洗脚的肯定不是，我们就要拒绝。没有洗脚的，没有小姐，进来就是洗澡的就是了。

　　记者：进浴池的这些人当中，按照你的经验和判断，发生性行为的概率大概是多少？

　　阿国：一般来说的话， 40%到50%。

　　记者：将近一半人。买的人多吗？

　　阿国：：买的不是很多，大概30%。

　　解说：为了进一步地普及安全套的使用率，周生建他们改变了策略，他们决定由售卖安全套转变为免费发放安全套。

　　周生建：我们的志愿者选择了酒吧，利用酒吧星期六、日人比较多的时候，去发放安全套，发放一些防艾的小册子，发放朋友通讯的这些书。

　　记者：你这些安全套来源是从哪儿来的？

　　周生建：都是我们计生委免费给我们的，所以计生委当时的领导都对我们的支持很大。还有张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万安全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