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背山》 公映后，不少传闻中的同志明星都成为被追访的对象，传媒企图通过他们对影片中牛仔感情的理解，去寻找这些明星性倾向的蛛丝马迹，但得到的答案，往往都是你我都已背熟的：爱没有性别之分。既然爱没有性别之分，那明星们公不公开性倾向，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了，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少明星都愿意让身边的朋友知道自己同志身份，但性倾向本是私人事，与大众何干？为什么要公开承认？ (作者系香港资深记者)

　　白先勇：

　　我想那是天生的

　　白先勇语录

　　我觉得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能容忍别人的不同？为什么都要每个人都一样？

　　异性恋要找的是一个异己，一个异体，一个other，同性恋呢，往往找寻的是自体、自己，在别人身上找到自己，这是同、异性恋基本的不同。

　　从来没有一部法律，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根灭人性中同性恋这个部分。

　　我并不认为有抬高同性恋的必要。

　　同性恋不是一个“突变”，而是一种超文化、超种族、超宗教、超阶级、超越任何人为界限、自古至今都存在的一种现象。

　　国际知名的白先勇是位勇敢的同性恋者，在大陆，他很少谈及自己同性恋身份，但在香港、台湾等地，他都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同性恋组织与社会活动中。譬如，担任香港同性恋文学评委，而他自己也长期从事同性恋文化方面的研究，他的 《孽子》 、 《树犹如此》 、 《贾宝玉的俗缘》 等文章都是在深入探讨人类社会的同性恋文化。

　　文/慕容非

　　“当青春期如狂风暴雨般侵袭你的身体和心灵时，你跟其他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一样，你渴望另一个人的爱恋和抚慰，而你发觉你爱慕的对象，竟如你同一性别，你一时惊惶失措，恐怕不是短时期能够平复的。你无法告诉你的父母，也不愿意告诉你的兄弟，就连你最亲近的朋友也许你都不肯让他知道。因为你从小就听过，从许多人们的口中，对这份爱情的轻蔑与嘲笑……”

　　可以看出，白先勇与所有的同性恋者一样，曾一度独自躲在自己矛盾的精神世界里，一个有些黑暗，凄冷、幽闭的“国度”。

　　2005年春，白先勇率领青春版《牡丹亭》 剧组到北京高校进行巡回演出，这是他第一次如此高密度地接受来自媒体的采访，几乎每天有五六家媒体要求专访。可能已经很少公开亮相的缘故，大陆一些年轻记者并不是特别了解白先勇，说起他的父亲和小说，大家都多少知道一点，关于他更详细的背景，大家其实并不十分了解。一家知名的周刊记者前往专访他，谈及生活部分时，这名记者很奇怪地问道：“请问你为什么没有结婚？”白先勇笑了笑，回答道：“你去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牡丹亭》 在北京大学第一场演出，大获成功，演出结束后，全场集体起立，以长时间的鼓掌，有的准备好手中的数码相机，就等着白先勇的出场，不少人是第一次见到他。没过多久，白先勇身穿一件红色的唐装，从后台走向了百年大讲堂礼堂的前台，他走路的姿态很优雅，轻轻的，悠悠的，很讲究，看上去更像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戏曲演员。他的出现让台下的掌声进一步“升级”，等掌声慢慢平息之后，笔者身边便零星地出现了一些议论声，“他不太像啊。”“怎么可能是呢？”

　　说“不是”的认为他看上去“不那么像”，大概内心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说“是”的认为他“怎么看怎么像，压根就是一个翻版的贾宝玉”。

　　白先勇所要面临的社会现实，“同性恋”在大陆仍然是一个介于开放与半开放的境遇。白先勇本人也很少主动和媒体谈起自己的同性经历，当然，他往往会通过另外一种渠道来表述，比如，通过谈中国古典的习俗与文学，来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笔者原本想以 《树犹如此》 那篇文章作为“友谊”的由头，来比较缓和地谈这个问题。但是，他通常以微笑来回答。他的助理郑幸燕女士说：“白先勇先生其实是个蛮开放、大胆的人，也没有什么话题禁忌。” 我想，如此看来可能与当时的交流气氛有关。

　　事实上，白先勇在这么多年来，为同性恋问题，做了大量的文化普及性的工作，他的论述性文章一篇接着一篇，他曾说过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基督教比较宽容，天主教最厉害，教宗到今天还不肯松口。最近发现他们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神父都是同性恋，而他们对同性恋又谴责得最厉害。”

　　与此同时，他还在大学开同性恋系列讲座课程，参加许多关于同性恋的公共活动……

　　对于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花花公子》 杂志曾经访问过白先勇，问他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他的是：“我想那是天生的。”

　　在他写的 《寂寞的十七岁》 里，杨云峰十分害怕女孩子，他骨子天生有一种对女性的畏惧和抗拒，这种性格或许也是白先勇对自己的写照。

　　跟大陆不同的是，台湾的中学大都采用的是男女分校，同性同学之间经常是形影不离，而对于异性，他们却往往因陌生而产生畏惧。这些社会隐私都为同性同学之间产生暧昧情感关系提供了的基础，尽管，这种情感往往都是过渡性的，但却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他那篇名为 《树犹如此》 的文章里，就详细记述了他和王国祥之间长达数年的深情厚谊。他与王国祥十七岁认识，那时他们都在建国中国念高二。白先勇说他们“一开始便有一种异姓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文字虽用得隐晦，知道内情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关系非比寻常。

　　白先勇追求的是文学艺术，王国祥是一名科学天才，虽然方向不同，但彼此相互理解与扶持。由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人创办的 《现代文学》 杂志，曾因资金问题一度陷入困境。王国祥二话没说，拿出自己的奖学金来维持杂志的出版，对于六十年代而言，这笔每月四百美金奖学金可是一笔巨款。但不幸的是，王国祥最后得了再生性造血骨髓坏死，这是一个非常难治的病，白先勇也为此东奔西走，几乎访遍了美国大大小小的医院，连街头简陋的小诊所也不放过，甚至还到中国大陆寻找偏方，背回两麻袋气味刺鼻的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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