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同性恋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

　　当代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曾说：“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1984年6月25日，法兰西学院院士米歇尔·福柯死于艾滋病，举世震惊。权力机构有意掩盖，医院为保护名人声誉，始终对病因严加保密。直到消息悄悄流传出来后，崇拜者们仍不敢置信。美国学者James Miller是一个典型。据他自己描述，这一消息给他强烈震撼，从而促使他深入研究福柯的思想与生平的关联，最终写出了畅销书 《福柯的生死爱欲》 。这个表面上过着苦行僧式生活、数十年埋头于图书馆和档案馆、以一种考古学家的态度研究人类社会反常现象的知识明星，其私人生活被故意掩盖了。其实，在较亲近的小圈子中，福柯的同性恋并不是秘密。据Miller调查，即使是在艾滋病已经开始在美国同性恋圈子里流行的1980年代初，福柯还是会每年去旧金山，那里的公共浴室一直是同性恋者的天堂。

　　因为英年早逝，福柯没有完成他计划中的六卷本巨著 《性史》 。学界普遍认为，他晚年所关注的西方文化中有关性禁忌的规训的演变，与他本人的同性恋身份息息相关。福柯在接受《同性恋之足》 杂志访问时，出人意料地流露出某种类似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他说：“通过同性恋，我们能够建立、发明、扩散和调节哪些关系？问题并不在于发现自己性欲的真相，而是利用性爱去创造多种新型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性恋并不是欲望的某种形式，而是一种令人向往的东西。” (文/周舟)

　　罗兰·巴尔特：倒错就能够使人快乐

　　在不断把玩着变换人称游戏的 《罗兰·巴尔特谈罗兰·巴尔特》 一书中，有一小节题为“H女神”的令人惊讶的文字。巴尔特在这节文字里谈到了两个以字母H开头的词“同性恋”(homosexualité)和“大麻”(haschisch)所具有的迷醉能力。

　　1937年，22岁的巴尔特第一次在布达佩斯街头意识到自己的性倾向，他惊讶地目睹了两个男人的亲昵举动，很久以后，他才私下向好友透露这种“自由的证据”令他着迷。而同性恋当时在法国仍被主流社会视为一种罪过。或许出于对社会习俗的顾忌，或许为了保护母亲，或许因为年少时的结核病而导致的谨慎、羞涩的个性，巴尔特生前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性向，直到在他去世之后出版的笔记中，我们才得以了解到一个沉迷于同性恋的罗兰·巴尔特的生活细节。连他的好友如索莱尔斯、克里斯特娃都是在认识他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的性倾向。

　　可能习惯于这种长期的压抑，对巴尔特而言，符号和能指远比意义和所指来得重要。他甚至一反一般人对萨德的看法，认为萨德并不是一个倒错的色情作家，因为“服饰是一切现代色情的焦点”，可是它在萨德那儿却只具有一种可怜的实用性价值，“做爱是赤裸裸直截了当的”。相反，在现代夜总会的脱衣舞表演中，“最撩动倒错者欲望的，不是彻底去除衣衫之后的脱衣舞女及其‘主题’(性器官)，而是衣衫缝隙间那若隐若现之肌肤”。

　　巴尔特生前只来过一次中国，1971年喧嚣的中国在他眼中却显得色彩平淡。唯一的趣事是在某次政府招待演出中，前排的一个中国少年令他心动，他面色潮红只远远地观望。或许对他而言，人与人之间的邂逅，由于这种暧昧隔阂，愈发显得含蓄而迷醉吧。(文/周舟)

　　安迪·沃霍尔：边缘并不永是边缘

　　照沃霍尔自己的说法，他和文学家杜鲁门·卡波蒂秘密订婚十年，每日一封鱼雁频传，相互以裸照为信物。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无处不在的偶像，他对性取向毫不掩饰、招摇过市的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或许我们应该感谢安迪，正因为1960年代席卷一时的波普运动，同性恋成为一种身份标示，连同披头士、滚石音乐、招贴艺术和吸毒场面，作为青年亚文化和地下文化的表现，获得了某种生存权利：波普成为了年轻一代追求新艺术和新生活、反抗艺术权威与社会规范、进入艺术市场的方式。

　　另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艺术展、前卫展和双年展上，却到处都是沃霍尔、沃霍尔、沃霍尔。丝网印刷的四色头像年复一年复制着对安迪的致敬；几个小时、缓慢的、时间停滞般的电影风格仿佛沃霍尔 《帝国大厦》 风格的回声；还有更多依靠社会出镜率一夜钻营成社会名流者在努力实践着安迪的生活哲学，他的一句名言被反复引用：“在未来社会，15分钟内，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成功。”沃霍尔曾说：“人生下来就像被绑架，然后被卖去当奴隶。”

　　反讽的是，美国现代通俗艺术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1967年女同性恋者维米莉·苏莲娜刺杀安迪·沃霍尔。安迪遇刺后一直没有康复，1987年死于外科手术，维米莉被判3年徒刑，她声称安迪过多压制了她的生活。她曾经被安迪拒绝发表的作品 《泡沫声明》 此后多次再版，成为女权主义经典作品。此次刺杀事件被看作是对男权社会所谓最前卫观念的一次冲击与反抗，一次边缘面对主流的毁灭与自毁—看来，边缘并不永是边缘。(文/周舟)

　　郑板桥和袁枚：欲为金臀立法的忘年知己

　　同性恋之风在中国源远流长，到了明清，随着市民经济日愈发展，也随着市民娱乐(包括戏剧小说业)的蓬勃兴盛，同性之好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著于文字。福建一地甚至被公认为培育“男色”的温床。李渔曾写道：“此风各处俱尚，尤莫盛于闽中……不但人好此道，连草木是无知之物，因为习气所染，也好此道起来。深山之中有一种榕树，别名叫做南风树。凡有小树在榕树之前，那榕树毕竟要斜着身子去钩搭小树，久而久之，钩搭着了，把枝柯紧紧缠在小树身上，小树也渐渐倒在榕树怀里来，两树结为一树，任你刀锯斧凿，拆他不开，所以叫做南风树。”文人雅客多将“南风”视为风雅，清代书画名家郑板桥与性灵文人袁枚便是其中最知名的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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